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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一亩田”神话粉碎 农产品B2B何去何从

2、“一代”农民工的进与退

3、“一分田”里果实累累，“京西菜园”赵辛店村秋收了

4、“一加一减”成就庄户院里的“农机工匠”

“一亩田”神话粉碎 农产品B2B何去何从 ♂

“一亩田”神话粉碎 农产品B2B何去何从

一亩田被曝大幅裁员1500人；农产品互联网化改造困难重重；农贸标准化、物流体系待完善

上个周末，对数千名一亩田员工来说并不轻松。

8月28日，农产品B2B平台一亩田被曝突然大幅裁员1500人。从交易数据被质疑造假到突如其来的裁员风波，这家年轻的互联网公司创造的神话在短短一月内被打破。根据新京报记者此前的调查，一亩田大量地面推广人员依靠补贴返利，在各大批发市场诱导经销商刷交易流水。此次裁员中，一亩田某大区驻地员工薛某披露销售团队集体造假，依靠虚假交易的形式来刷取平台交易流水。

一亩田神话的破灭，也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和资本盯上了有着万亿规模的农产品市场，但农产品行业本身存在的资源集中度差、标准化程度低等特点，使得互联网化改造过程困难重重。

农产品线下交易撮合难

7月末，一亩田在回应“交易数据造假”时，高调宣布了其公司交易流水和规模。据一亩田副总裁李国训的说法，公司员工有3000人以上，其中一线销售人员占到70%，包括了分布在全国各产地的业务员、在各大批发市场的驻地员工。

据了解，目前一亩田已经裁撤了全国大部分驻地推广团队，仅留下少量人员处理此前农民缴纳的优质经销商保证金，以及后续推广服务。

8月30日，一亩田方面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此次裁员是为了“刮骨疗伤”，“公司6月初开始调查地推团队中的严重违规行为，发现在销售环节存在不诚信现象，此次辞退也是为了改善业务体系、提高管理精度。”

但一亩田某大区驻地员工薛某却告诉记者，在线下出现大面积的虚假刷单行为，也是得到了管理层的默许甚至授意，“敢这样刷单，主要也是公司允许的，甚至有时经理会逼着员工刷单。没有领导的默许，基层员工不可能这么干。”

据其透露，一亩田对于线下推广人员有着每月300万元交易额的考核任务，许多员工为了冲交易流水，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左手倒右手”造假行为，“在平台上注册2个账号，一个发布供应信息，另一个账号采购。这样注册20张银行卡，拿出来10万资金，一天在电脑上可以制造出10单交易，每天能刷出100万的交易流水。”

7月底，新京报记者曾走访多家批发市场经销商、产地代办经销商等，其表示仅是将一亩田作为广告信息发布平台使用，具体交易形式仍然是线下当面付款。同时，薛某告诉新京报记者，线下团队在产地推广过程中难题重重，愿意真正使用一亩田平台发起远程交易的用户并不多。

标准化、物流体系亟待确立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最近一年来农资领域内融资消息不断，如专注农资供应的丰收侠、金豆豆种子商城，为餐馆供应果蔬的链农、美菜、天平派、饭店联盟，对接产地与经销商的山东寿光远程交易市场、一亩田等。从各家已经公布的A、B轮融资规模来看，整体融资规模在7.8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与万亿规模市场估值相比，产业集中度和资本渗透率仍然偏低。

长期研究农业互联网化的MadNet投资总监李晓鹏告诉新京报记者，基于产品标准度低、资源集中度差等天然特点，互联网公司和资本想要试图改造现状，必须要解决产品标准化和物流体系等。

“农产品供应是个高频交易的领域，在合作社、代办-批发市场-二级供应商-终端渠道的四五个每天都发生交易的环节中，已经形成非常稳固的供应关系。”

李晓鹏认为，虽然农产品价格受市场影响有所波动，但还不足以改变经销商之间的稳定供求关系。“农产品是半标准化产品，更换供应商意味着要重新建立物流供应链、品控体系，成本非常高。”

事实上，在目前互联网公司扎堆农业市场的过程中，都在试图节约掉中间环节和成本，培养经销商、餐馆、产地的使用习惯。但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打破现有的固化交易模式。

“供应商、需求商更换产品的成本降到最低，平台模式才有存在意义。这意味着平台需要花费2~3年时间，来提高产品标准化程度，建设农产品流通的核心物流建设。如果不能解决掉标准化根物流问题，互联网公司所作的信息撮合就没有意义。”李晓鹏说道。

“一代”农民工的进与退 ♂

“一代”农民工的进与退

看和观察是不一样的。

观察，是带着思考的看。在城乡剧烈变迁的时代，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过上了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记录和思考。返乡观察，是带着乡的血脉、城的经历，回到乡村并对乡村的审视和反观。春节，尤其是几年疫情后普遍选择回乡的此次春节，“折叠”了近几年人与物的变化，为今年的返乡观察提供了更多“素材”，也让“观察者”们对熟悉又陌生的故乡有了更深刻的“看”。

即日起，“脉动”栏目将推出系列返乡观察，展现一代农民工进城与返乡的道路和困惑，反思城乡审美、代际之间的冲突，呈现而立之年的困境和落寞，看看被短信诈骗盯上的乡村经济组织的经历……这些观察只是某些侧面而非乡村全貌，但局部可以勾勒整体的轮廓。我们将持续关注乡村，让一张张拼图展现出我们的来时路。

寻路

种田是没出路的，这是乡里人很长时间的认识。

早些年，为了摆脱土地的束缚，乡里人都要学一门手艺。比如，岳父是石匠，小叔是泥水匠，大姑学做衣服，大姑父是个水电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岳父和小叔都外出打工了几年。岳父在广东的一个水电站待了一段时间。彼时，农民工的工资并不高，还常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事实上，那时的农民工几乎没有因为打工发家致富的。但乡里人的要求并不高，有个工作，有点收入，能补贴家用就不错了。

外出务工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彼时的农民工，都还有“恋家”情节。岳父外出务工期间，家里的农活都要岳母一个人做，且大大小小的事也得她一个人打理，总归是不方便。岳父其实不怎么识字，竟然也给家里写信——彼时电话都还没有。终于，岳父还是回家了。

其实，那时候的农民工，只要成了家有了小孩，几乎都有和岳父一样的困境。打工是“副业”，对家庭收入很是重要，但农村还有田地要种(没有人想过可以流转或干脆荒着)，子女要上学，老人要照料，不可能放弃。于是，在城乡拉锯的过程中，“返乡”比“进城”更有吸引力。

天平往“进城”一端倾斜，那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了。小姑和小姑父结婚后，两人就双双出去打工。他们一直在深圳的服装厂做事，有技术，且农民工的工资和保障也逐渐提升，和农村的收入逐渐拉开了差距，也就顺其自然地一直务工到了现在。他们的儿子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现在都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了。

岳父和小叔返乡后，有了不同的境遇。岳父的石匠技术，在农村已经不吃香。毕竟，新型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越来越普及，农民自建房都不怎么需要石匠。于是，他把一套工具都丢了，改行和岳母两人摆摊做生意。在集市摆摊，虽说辛苦，却也是一个出路，也支持了家庭发展，供女儿上了大学，在街上买了房子，还有一点积蓄。

小叔的泥水匠技术倒是一直吃香，但农村的活有个特点，并不持续，一段时间有活，一段时间又没活。虽然赚了一些钱，但都因为混日子耗费完了。乡里茶馆甚多，闲下来的人们都热衷到茶馆打牌，乡里像岳父和小叔这种会赚钱也会花钱的人，当然是茶馆最重要的目标顾客。茶馆提供吃喝玩乐，甚至为那些陪读的爷爷奶奶帮忙照看孩子，几乎成了很多人的第二个家。小叔待了几年后发现，这种日子实在是没法维系——女儿还没有成家，房子还没盖，还有老人要赡养，前几年就又到东莞打工去了。

而岳父和岳母在我和妻子结婚后，也到了武汉帮我们照看小孩。

岳父一家的兄弟姐妹，都是60后和70后，他们算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有些在进城和返乡之间来回反复，有些则一股脑扎进了城市，但都是摆脱了土地的束缚。

出路

近些年，建筑行业出现结构性变化。一个建筑项目，甲方给出的价格和过去比并没有多大变化，但人工成本成倍上涨，普工每天的工价是一两百元，技术工工价已经到了三四百元，甚至更多。故而，有相当一部分一代农民工还在工地上干活。但过去被看成是“小老板”的包工头，已经丧失了老板属性，也得亲自干活赚取工钱。

小叔是一个小包工头，他在东莞工地已经工作多年，各方面都熟悉。据他说，包工头也有一定风险。2021年的时候，他所包的工程发了工人工资以后，白干不说，还倒亏了20多万元，原因就在于很多细节没有计算清楚，超出了预算。去年的时候，受疫情影响，大工地基本上都是关关停停，没什么活干，一般的工人都很难找到活。但他熟门熟路，接了不少小工程，比如房屋的家装，竟然开工了200多天，赚得反而比往年多。小工程的管理层级很少，且工钱兑现很快，像他这种容易接活的工人，就比较有优势。但如果是一般工人(比如没有当过包工头)，接活就不容易，肯定赚不了钱。

在大工地上，包工头和工人之间，收益上没有多大差异，顶多就是只要总承包商的工钱来了，自己可以优先保证工资到位。去年行情不好，小叔为某个大工地干了一个月的活，结果还有几万元工钱到了过年还没给。当然，要是足够精明，总归还有一点点返利(虽然不多)。表弟也是一个包工头，主要从事扎钢圈的活。扎钢圈虽然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但他和他的工人长期做这个活，也就有了一定的优势。因此，工人的熟练程度以及合作的默契度，就非常重要。他去年在广西接了一个活，干了一个月，平均下来工人每天竟然赚到了六七百元，原因就在于这些工人都是本村或邻村的乡亲，长期在一起，有钱一起赚，都齐心协力，合作程度很高，不存在因管理不当而导致的效率下降问题。

而小叔手下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工人最多的是来自广西，其次是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的也有一些。包工头事实上会面临管理风险。2020年，小叔工地一位70岁的工人，因为有智障，且不会说话，竟然徒步从东莞跑到了惠州，小叔为了找他，五天五夜没睡，最后是惠州高速公路交警找到了，他赶紧租了一辆车把他接走，送回老家。虽说找人的成本老板承担了，但这种事总归还是消耗了工作效率。再加上人多了，又不熟悉，总是有一些工人干活不太卖力，包工头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很是不容易。

一代农民工普遍到了“退休”年龄，但返乡养老的极少。无论是表弟的工地，还是小叔的工地，都是一代农民工为主力。他们或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或早超过了“退休”年龄。小叔手下有五六十个工人，60岁以上的工人超过一半。尽管国家规定超龄农民工不能进工地，但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当建筑工人。因此，工地上有很多超龄农民工，是建筑业的潜规则。他们无法交各种保险，也无法把工钱打到卡上，但老板和包工头会以其它办法保证其权益。工人出了事故，老板兜底。

从个体差异看，一代农民工是否还继续在工地干活，取决于家庭负担的轻重。广西的一代农民工，普遍还是多子；河南等地不仅多子，且高价彩礼也传递了压力。他们打工恐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子女。“两湖”平原少子化明显，农民工打工普遍是“自养”需要。尤其是只有一个女儿，又远嫁的，只能靠自己。小叔前两年在老家建了一栋新楼房，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新楼房可以说是为女儿着想，但更多的是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岳父跟我说，如果他不是跟着我们在武汉，肯定也随着那个表弟去外面扎钢圈了。

退路

五六十岁的农民工，有强烈的返乡“养老”需求。他们当年外出务工，是寻求活路；年纪大了还在务工，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出路；而返乡则是一种退路。

这几年，乡间别墅兴起。一代农民工开始回乡建造养老房，他们中的佼佼者有见识，也有生活质量要求。小叔花了二三十万元建造了一个小楼，今年还计划将庭院、围墙和配套房屋建造好，预算还要花10万元。小叔的邻居也建造了一个园林式的小楼，还专门修了一条公路通往他家房子，总共花了80万元。

房子历来都是农村家庭再生产的基础，房子的好坏，彰显该家庭再生产能力的大小。上世纪八十年代，盖一栋砖瓦结构的平房，算是很不得了的事。到了九十年代，平房变成了楼房，但结构上和平房差不多，是房间一字排开的走马楼。2000年以后，套房的概念出现在了农村，楼房的样式比较现代，更注重私密性。而2020年代的乡村小楼，不仅讲究建筑的实用性、私密性，还讲究整体环境的舒适性，房屋周围的配套，如花园、车库等也特别重要。

现如今，城镇化仍在快速进行，年轻人结婚都需要在城市拥有一套商品房。因此，乡间小楼的意义主要不是为了子女结婚，而是为了养老和度假。比如，小叔家只有一个女儿，他并不需要为子女结婚在城里买商品房。在乡里建房，主要是为了自己将来退养需要，而乡间小楼也适合年轻人需求，方便将来女儿女婿回来一起相聚。小叔邻居家是大型乡间小楼，主人是医院退休医生，他的几个子女在城里都有正式工作，建小楼既是老年人养老需要，也是家庭聚会的场所。姑外婆年近80岁，她有三个儿子，都在城里成功落脚。但她家三个儿子也在老宅基地上建小楼。表舅说，房子建好以后，姑外婆和姑外公在家可以好好养老，他也方便从长沙回乡吃土菜。

对于大多数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都有都市生活的经验，也希望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条件在城市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城市，哪怕是县城，他们都不愿意去。毕竟，大多数农民工的积蓄，只够给子女买一套城市住房。而在农村建一套房，还有小菜园，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简约生活，又还有点积蓄，是相当完美的。

在岳父老家，这两年推广双季稻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公路沿线到处是标语，还有“书记示范田”之类的。但深入村庄内部，田野荒芜，良田改种果树的现象也还存在。出门打工的种不了田，位置偏僻或耕作条件差的田，送人种也没人要。留在村里土里刨食的，总得种经济作物才有收益。岳父和小叔家的田都免费给邻居种，“不荒就行”。他们都有非常确定的预期，就是和子女分离，晚年大多数时间要独居，把承包地留着，就是退路。他们拼命给子女创造进城条件，帮助子女在城里买房买车，自己却退守村庄。

自养

很多农村人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养”秩序，独居、靠积蓄度日，力所能及赚零花钱，有些老人甚至连给自己办丧事的钱都准备好了。在乡村伦理上，老年人自己照顾自己，不到迫不得已绝不麻烦子女，已经是一种共识。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实践的。奶奶83岁，去年还种菜，每个集市都去卖新鲜菜，多余的腌制咸菜也卖，还养鸡卖。姑外婆年近80岁，也养鸡，过年时还送了我们家一只鸡。每年端午节，她还会采粽叶到集市上卖。外婆年近80，眼睛失明，外公还在世时，也靠外公制作麦芽糖卖钱度日。

在一代农民工的观念中，孝道还是根深蒂固。给老人生活费，供应粮食，送老人就医，都是基本义务。就这样，“自养”和“孝道”并行不悖，形成了奇妙的“交换关系”。比如，老年人都会计算，子女孝顺了多少，尽量以其它方式反馈回去。奶奶之前养鸡、种菜，我们每年都享用了她不少鸡肉和鸡蛋。外公还在世时，卖麦芽糖有点积蓄，有一年就给每个子女送了一件金银首饰。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老年人才会求助于子女。

奶奶年前住院两次。第一次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奶奶生命危急的那个晚上，在昏迷之前打电话给大姑，大姑赶紧打120，但当时救护车到不了乡下。大姑只好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和岳母都在武汉，听到这个消息很是着急，赶紧打电话请邻居帮忙，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奶奶送进了医院。岳母第二天一早就回老家照顾奶奶。奶奶出院后，就住在县城大姑家休养恢复，后来，大姑一家和奶奶也感染上了新冠。奶奶一度呼吸困难，家人又着急让她住院。第二次住院的时候，120又说没车，岳母找了医院的亲戚帮忙协调，才派车过来。住进医院后，又因医院内部管理问题，迟迟无法安排床位，很是磨人。

奶奶很幸运，前后在医院待了40天，总算度过了危机。家里人也觉得很满足，虽然过程磨人，但结果总是好的。因此，岳父和小叔年前回到家以后，高高兴兴地在镇上的餐馆摆了几桌，请那些来看望过奶奶的亲戚朋友吃饭。过年期间，岳父、小叔和姑姑商量奶奶的养老方案。尽管奶奶还一直念叨自己的老房子和菜园，但她“自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住院那天晚上的情景，家人事后想来还是有点后怕。商量的结果是，岳父和小叔出养老费，大姑则负责日常照料。

岳父、小叔以及他们这样的一代农民工在闲聊时都感叹，他们的父母在最后关头还是有人照顾的，以后他们自己老了没办法自理了，孩子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又都在城里，可怎么办啊?客观上，在农村留有退路，是建立在有“自养”能力基础上的，但农村老年人一旦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自养”秩序就会顷刻瓦解。

归宿

有一部分第一代农民工的经历，可能预示着另一种可能性。和岳父小叔不一样，小姑和小姑父都在外地务工，且多年未返乡。小姑父的母亲平常由小姑父的姐姐照料，这几年过年都是表弟回老家陪老人过年。在可以预料的将来，小姑和小姑父怕是不会返乡养老了。但小姑和小姑父将来在哪里落脚，却还不好说。

大姑父早些年从县里的一家企业下岗，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外务工，大姑则一直在家做点零工补贴家用。尽管家庭条件不算好，但他们拥有单位的一套集资建房，日子还过得去。这些年来，大姑父坚持自己缴纳社保，还有两年就到60岁，可以领养老金了。大姑父说，他这两年还有些压力，为了缴纳一两万元的社保，就得出去务工。但到了60岁以后，他就打算到乡下去养老。大姑父对钓鱼到了痴迷的程度，岳父在老家有两口大塘，他早就看中了，打算今后好好打理一下。

县城是城市的尾，农村的头，年轻人要进城享受都市生活。县城的房价三四千一平方米，生活配套也不错。表妹在县城买了一套新房，还有20多万元房贷。大姑父说，表妹两口子压力还是比较大。表妹在一家企业上班，除了交社保，拿到手的工资很有限。表妹夫当了12年消防员，今年夏天转业，会在事业单位上班。按当地工资水平，一个月只有4000元左右。

也许，大姑父一家的未来生活安排是相对理想状态。年轻人可以在县城上班，老年人也在县城有住房，还在农村留有退路，加上又有社保和医保，不会给年轻人增加多少负担。并且，一旦到了无法“自养”的时候，还可以回城，依靠城市比较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应付养老需求。

其实，对于大多数一代农民工而言，“走一步看一步”是基本策略。他们的决策，并没有完美方案，只能是按照事项的轻重缓急解决。他们得优先解决子女结婚和进城问题，大半辈子的打工收入都用于子女身上了。当子女在城市立足以后，他们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生活。家庭条件差的，“超龄”也得务工，为自己养老留点积蓄。家庭条件还可以的，就可以较早谋划自己的退路，在乡间盖上房子，提高养老质量。至于说到了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怎么办，他们还没考虑到这一步。

世界变化太快，谈归宿有点奢侈。岳父说，到时能怎样呢?还不是子女说了怎样就怎样。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一分田”里果实累累，“京西菜园”赵辛店村秋收了 ♂

“一分田”里果实累累，“京西菜园”赵辛店村秋收了

　　水灵灵的萝卜，新鲜的茄子，爬满架子的黄瓜藤……随着金秋到来，丰台长辛店街道赵辛店村进入了秋收时间，如今这个“京西菜园”种得是越来越精了。

　　赵辛店村是京西历史悠久的蔬菜产地，村里种植的大蒜品质优良，曾是老字号北京六必居制作糖蒜的首选。如今，赵辛店村大力推进“一村一品”，根据村子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土地资源，鼓励村民发展精品种植，从原来的集中种植大蒜等特色蔬菜，转型为“一分田”农业种植采摘园，根据不同季节，订制种植精品有机蔬菜，满足市场对精品蔬菜的需求。

　　“黄瓜可以收获了，白菜还要等一等，菜花的长势不错，玉米收完开始晒了！”看着自己的一分田里的累累硕果，吴女士忙碌且快乐着。

　　在村里的蔬菜大棚，绿色的青茄已经迎来了丰收季。为了实现精品化农业的转型，赵辛店积极引入专业蔬菜种植公司管理村里的集体土地，并引入包括青茄等在内的优质特色有机蔬菜，提升村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这几年村里的有机蔬菜都很畅销，周边单位和居民都抢着上门购买，农民的收入也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赵辛店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加一减”成就庄户院里的“农机工匠” ♂

“一加一减”成就庄户院里的“农机工匠”

几天前，山东省莱州市沙河镇杨柳崔家村崔永顺的苹果园里请来了4个特殊的“客人”，不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个披着铁皮的家伙便将果园里的一片土地翻整一新。

果农崔永顺说，这4台“家伙”确实好，旋耕的还干净。如果用人工收拾，大概需要1天的时候，而用机械几分钟行了。

让崔永顺啧啧称奇的这4台“铁家伙”是莱州奥伦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田园管理机和微耕机。

别看这些机械的个头小，它们可是获得了国家新型发明专利的产品，在地里干起活来干劲儿一点都不小。

据发明人莱州奥伦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臣介绍说，这4台农机的特点就是一机多用，耕地、除草、开沟、施肥、喷药等仅用1台机器就全都干了。

另外，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能遥控操作，由于果树比较矮，同时农药对人体有害，利用这个机械可以进行远距离操作。

农机研发中的“加减法”

机械发明人54岁的张胜臣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他说，正因为自己是个农民，所以更能体会田间劳动的不易。他觉得问题的根源就是工具比较原始、效率太低。

从小爱琢磨的张胜臣一门心思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传统的劳作方式，更好地提升耕作效率。然而，满怀热情冲的张胜臣在机械制造方面是个门外汉，所以在刚刚起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

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要求各异，而生产的农机却一成不变，使得研发出来的产品无法发挥出最好的使用效果。

西北地区种植枸杞多，但是风沙大，传统农机不适用，张胜臣便带领研发团队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因地制机。

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张胜臣深知其中道理。在一次次的考察中，他不断在农机中加入创新元素，做好科技“加法”。同时，也在做着操作“减法”，考虑到小型农机的使用人群，产品操作都非常简便。

张胜臣说，一般种地的老百姓年龄都比较大，操作起来如果搞的太复杂，那么操作不了，或者说出问题。毕竟是机械，所以说一是简单化，二是人性化，改的操作功能让它越简单越好。

农机工匠的精益求精

其实，操作简单的背后是农机研发与生产的精益求精。在奥伦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地忙碌着，员工张鑫正在对农机的电路进行反复连接实验。

张鑫介绍说，公司对机械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求的非常高，可以说达到了一种非常苛刻的要求。

对农机的高质量要求与创新因素的加入，使企业有了较好的口碑，而也正是因为发明专利众多，使张胜臣这位从庄稼院里走出来的“农机工匠”得到了更多关注。张胜臣说，现在有很多企业主动来要求合作，这证明市场需求量还是大的，产品对市场的贡献还是有的，将来的市场还很大，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十几年专注农耕机械研发，张胜臣始终坚守一个原则，那就是“精益求精”。他注重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每一款产品，在不断的研发中升华自己，张胜臣已经从农机制造的门外汉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农机工匠”。张胜臣说，未来的计划是造出智能化的高端的农机。